在党的98岁生日前夕，文峰区石家沟村的中国农科院棉花研究所离退休第一党支部收到离休党员田伯英交纳的1万元特殊党费。谈起交纳特殊党费的初衷，田伯英眼含泪花说：“这是我一直以来的心愿。党给予我的太多，我年龄大了，身体也不好，不能再为党做什么了，就多交点党费吧。”
这是继2018年6月之后她第二次交纳1万元党费。7月13日，记者在中国农科院棉花研究所灯塔路住宅区采访了田伯英。
今年88岁的田伯英入党已经70年。1931年2月，田伯英出生在河北省曲阳县一个贫困家庭，父亲是中共党员，家里是党的地下秘密交通站。在父亲的影响下，她10岁就参加革命，成为一名“小党员”。“那时候，我是儿童团长，主要任务就是站岗、送信、看消息树，在村口盘查路条。”田伯英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18岁，她正式成为一名党员。
“入党了，就要跟党走，做对人民有利的事情。”田伯英告诉记者，“抗战胜利后，我先后担任村里的妇女主任和公安员，带领妇女给部队缝鞋帮、纳鞋底，支援前线。1952年，我来到位于北京的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成为一名科辅工人，开启了37年的农业科研生涯。”
“是党培养了我，党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在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盖房子、擦玻璃、打扫卫生、给葡萄树剥皮、拔草、种菜、打煤球，什么活儿我都干。”田伯英边工作边在职工夜校学习，4年后晋升为助理技术员，正式成为一名农业科技人员。1956年秋，田伯英先是到了华北农科所石家庄基地，1958年3月跟随新组建的中棉所来到安阳。从此，她和来自全国各地、操着不同方言的专家一起在安阳扎下了根。
“没有党，我什么都不是。我的初心就是跟党走、不忘本。”正是坚守着“跟党走、不忘本”的初心，田伯英干工作认真负责。20世纪七八十年代，田伯英先后4次去海南，在三亚崖城开展棉花南繁工作。海南当时条件非常艰苦，没有电。她和同事租用土地、自己做饭，水和肥料也是靠自己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背上梯田。
棉花品种培育的过程是漫长的，也是烦琐、细致的。“每年秋天到地里选种，就顾不上家了，中秋节和国庆节都是在试验地里过。”田伯英回忆，“为减少田间试验差异，我每年都和工人一起下地灌水、排水。有一年，因患关节炎行动不便，我索性把棉花考种用的工具和材料拿回家，在一个小炉子旁按时完成了纤维测量任务。”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田伯英参与选育的“中棉所17”和“中棉所19”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并连续多年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
淡泊名利的田伯英从没有向组织提过任何个人要求，离休时仍是中级职称。如今，离休后的田伯英过着简朴的生活。但是，她坚持每天看新闻联播，坚持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原文和党的方针政策，还认真做笔记。她说：“我就是个苦孩子，没有党的培养，就没有我的今天。党需要我，是我的光荣，我年纪大了，别的工作完不成，但党组织活动一定会积极参加。”
说起未来的愿望，田伯英露出孩子般的笑容：“我要好好生活，以后每年都向党交纳1万元特殊党费，在有生之年用实际行动回报党。”她闪着泪光的眼中，永远是脚下那片试验田，是比孩子还娇贵的棉花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