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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勤耕耘 敢于创新——记全国野外科技工作先进个人王坤波

发布时间:2009-08-31 来源 :中国农业科学院院报 访问量 : 作者: 中国农业科学院院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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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0期(总第470期) 3版

 

 

 

 

      王坤波,1956年10月出生,现任我院棉花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棉花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河南省农学会理事、中国农学会植物资源分会理事,《棉花学报》编委会主任,《中国农业科学》、《植物遗传资源科学》、《中国农业生物工程学报》、《Physiology and Molecular Biology of Plant》、《Research Journal of Biological Sciences》等编委,农业部棉花品质监督检验测试中心主任、农业部棉花遗传改良重点实验室常务副主任等职,曾任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
      王坤波1982年华中农业大学毕业并被分配到我院棉花所工作。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863计划、国家转基因专项、农业部发展棉花生产专项资金、国家科技平台等重大科研项目多项;荣获中国农科院跨世纪学科带头人、河南省优秀专家、国务院特殊津贴、国家作物南繁先进工作者、科技部野外科技工作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主持完成的“野生与特色棉花遗传资源的创新与利用研究” 2006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棉花南繁技术体系及其应用”2007年获河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获国家专利4项;发表科技论文100余篇,参编著作4部;培养研究生30余名。
      王坤波从跨入棉花所的那天起,就参与了海南三亚野生棉种植园的建设,承担着野生棉的收集、保存与棉花育种南繁工作。他每年有一半以上的时间呆在海南的种植园里,像个地道的农民,辛勤地耕耘着。经过多年的努力,他和助手终于解决了野生棉的引种难、种植难问题。位于海南岛的国家野生棉种质圃常年收集保存种质材料达1500余份,涵盖了棉属的40余个种,占世界上可收集保存48个种的80%以上,成为世界上保存棉种最多的种植园,跻身世界先进行列。先后向国内提供棉花遗传材料7000余份次,直接用作亲本育成新品种172个,其中累计推广面积50万亩以上(截至2004年)的有51个品种,在全国种植面积达5.5亿亩,新增社会经济效益508亿元,促成了获奖科技成果31项、发表科技论文500余篇、研究生学位论文近70篇,为棉花新品种选育和新理论创新提供了基础材料。
      上世纪90年代,随着西部大开发的开展,许多耕地、田边地头、山村庭院等都被纳入建设区域,许多自然散布的植物材料濒临着消失的威胁,包括早期在西南地区引种的棉花材料。王坤波很快意识到这一点,于是,他组织三个分队,不辞辛苦,先后赴云南、广西和贵州等省区抢救濒危的棉花资源材料,共收集了159份次(包括部分重复),保存了129份,其中,亚洲棉46份,海岛棉38份,陆地棉41份,其它材料4份,目前这些材料在野生棉种植圃已得到稳妥的保存。
      王坤波治学严谨,重视实践,身体力行,敢于创新,在他的时间表里似乎没有节假日,一切围绕着工作。野生棉具有品质好、耐旱、抗病虫等优良性状,是栽培品种遗传资源的良好补充。但是,将这些优良特性转移到栽培品种却非常困难。经过不断地探索,他终于攻克了棉花种间杂交不亲和的技术难关,获得了大批栽培棉与野生棉的种间杂种,为规模性转育利用野生棉优异资源研究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在长期的研究中,他发现在海南岛冬季进行自然授粉,种间杂交的成功率很高(1.8%-86.7%),并探明了主要因素是花期需要相对低温。利用海南岛的气候和野生棉资源多的优势,获得了栽培棉与野生棉的种间杂种102个,其中68个在国内外首次报道。
      王坤波的勤奋与刻苦,使他一直瞄准棉花研究的新动向。上世纪80年代,植物染色体核型研究在世界兴起,但棉花的染色体数目多、体积小,实验方法难度很大,没有多少人敢于碰它。他长期坚持对棉花细胞学和荧光原位杂交(FISH)进行研究,在实验室夜以继日地苦苦摸索,以创新的技术取得了研究上的重要突破,在报道的18个棉种的核型分析中,有7个在国内外首次报道,占国内外报道30个总数的1/4,推动了我国棉花细胞学研究的发展。他还率先在国内开展了棉花分子标记研究,探索成功双色标记探针、染色体制片的单片多用、粗线期原位杂交等技术,发现了棉种GISH-NOR和黄褐棉特大NOR等现象。这些创新性的工作,使我国在该领域的整体研究水平达国际先进。同时,他研究的“棉花显性无腺体基因的分子标记”和“一种非胚转基因法制备转基因棉花的方法”等两项技术获国家发明专利,“棉花起垄开沟播种机”、“棉花播种浇水分水器”在棉花南繁播种中得到有效利用,并获得国家实用新型技术专利。
      经过近30年的棉花南繁实践,他提出了冬繁南繁棉花生育规律的“凹型”模式理论,以两个实用新型专利为基础创新研制出“缺墒播种”等项技术,为我国棉花南繁工作奠定了理论基础,提供了技术保障,解决了南北两地一年两季植棉存在“时间短缺”的关键问题,使“南繁加代”成为我国棉花育种工作的一个基本环节,推动了棉花育种工作的发展,为促进棉花生产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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